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，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扎实推动乡村产业、人才、文化、生态、组织振兴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。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，良好生态环境是乡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。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，也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推进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，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加强，污染得到有效遏制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，乡村面貌焕然一新。但由于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体系还不够健全，基层环境治理能力有限，加上各地经济差异性比较大，造成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工业排放污染、农业生产污染、生活垃圾污染等问题，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仍是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大短板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，必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基本遵循，完善乡村生态环境立法体系，健全法治实施体系，构建全民守法共识体系，推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落地生根，进一步提升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。
完善乡村生态环境立法体系，筑牢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基石。法律是治国之重器，良法是善治之前提。科学立法是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依据。要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乡村环境保护法治体系建设，为全面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支撑。制定专门的综合的《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法》，明确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内容，针对乡村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保护条款。对于乡村生活垃圾、农业固体废弃物、农业养殖业粪便、城市转移性污染等作出详细规定，实现乡村生态环境保护“有法可依”。注重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，增加立法的协调性与系统性，减少法律重合与交叉。各地应从实际情况出发，依托乡村当前的治理情况，制定针对性强、操作性强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地方性法规，以明确地方政府责任、地方企业义务以及个体农民权责等，从而“实现对农民环境权益的全方位保护”。制定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督察与问责的法律法规，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督查工作，实现督查工作的常态化、规范化。把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纳入干部绩效考核与评价体系中，根据考核结果实行“党政同责”“一岗双责”，对因失责而导致乡村生态环境损害的领导干部进行追责，注重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有效衔接。
推动乡村生态环境法治实施，提升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。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，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。要完善乡镇一级环保机构和组织，推行设立基层环保所，填补乡镇环保监管执法的空白，实现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动。设立基层环保所不仅能有效了解当地环保现状，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环境监管工作。明确乡镇环保所的职责和监管范围，深入实践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垂直管理制度，适当授予环保所执行权，通过机构的设立和授权，进一步完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管体系。处理好乡镇执法所与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关系。建立乡村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联动机制，环保机构应当成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执法主体。明确环保机构职责，完善工作制度，确定考核办法，加强乡镇环保所人员配备，推进乡村生态环保执法监督工作。对乡村执法监管队伍要加强业务能力培训，提高执法能力，强化末端监管职能。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科技投入，不断增强新技术、新设备在环境执法监控过程中的应用力度，实现乡村执法监管的科技化、自动化、全天化。
探索多元化治理新模式，构建全民守法共识体系。建设法治国家在实践维度上需要全民守法。要在多元共治理论背景下，构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，农民、企业、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。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先导层层推进，才能带动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尊法守法，推动形成崇尚法治的社会风尚。政府作为主导者，既要增加专项资金投入，也要调动社会资本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。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，增强农民的环保主体意识、法律意识和文明卫生意识，积极引导其学习生态环保法律知识和环境法规，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，主动参与到乡村各项生态环境治理活动中，为综合决策提出建议，并密切关注乡村各项工程对环境治理的影响，实时就地监督，让广大农民在乡村生态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。企业应增强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，及时转变观念，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绿色生产与经营，大力引进高水平管理人员，积极构建绿色企业文化，主动公开环保信息。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应从公益角度出发，在拓展治理资金来源渠道的同时，提升组织成员的综合素养，在国家法律许可范围内，加强与国内外环保组织的交流与合作，对其有益经验进行借鉴。
“生态兴则文明兴，生态衰则文明衰”。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关涉农民群众根本福祉，事关乡村社会文明和谐，已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据。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，不仅是民心所向和民心所需，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领和应有之义。
